偶尔得暇，当你步入长春著名寺院般若寺观瞻时，就会发现在天王殿前、介于钟楼与鼓楼之间有一座灰褐色的碑碣。然而，你可注意到这座碑碣碑文的内容和有关它的撰书者的事情吗？这座碑的碑文名题曰《般若寺建筑始末碑记》，它的撰书者为孙其昌。

孙其昌，字钟午，辽宁辽阳人，清光绪六年（1880年）生，民国二年（1913年）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科毕业。民国时期，历任辽阳师范校长、沈阳师范校长、沈阳商校校长、黑龙江省教育厅厅长、吉林省财政厅厅长、永衡官银号会办、长春道尹、吉林道尹兼外交部特派吉林交涉员、吉林省政府委员兼省建设财政厅厅长；东北沦陷时期，历任黑龙江省省长、财政部次长、财政部大臣、民生部大臣、参议府参议。在这两个时期内，他的官职都做得很不小，可以说是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。然而，他也有不尽如人意的时候。东北沦陷时期多疑的日本人，对于他跟对于所有中国知识界人士一样，倍加小心，常派人暗中监视。他亦有所领会，很是机警，左右逢迎，从来不说日本人坏话，讨得日本人喜欢。晚年时，他啥闲事也不管，每日只以麻将牌消磨时间，打发岁月。在长春南关至善路3号有一栋小楼，为他的家宅。这座建筑，为砖木结构，地面二层，地下一层。我与《长春晚报》副刊部主任侯明祥曾陪台湾女作家赵淑敏观览过。那楼已近残破，但其当年岁月犹存。那过道墙壁和楼梯两侧，都以雕板镶包，涂以棕色油漆。地下一层已废，但当年曾是舞厅和储藏室。我去看时，这座小楼为《长春晚报》编辑郝一陶的婆母家居住。在伪满的诸伪官吏中，他颇有学识，精通文墨，尤喜隶书。《般若寺建筑始末碑记》，即他撰文并以隶书书之。

《般若寺建筑始末碑记》，概述长春般若寺建筑始末。长春般若寺建筑分为两期。前期为1923年至1930年，后期为1931年至1932年，初建时，寺址在今长春市政府门前一带地方，待寺院接近建完还未等开光时，长春便沦陷为日伪统治了。日本人为了开通大同大街（今人民大街），便强行将原寺院拆除，并由社会局划地拨款迁移重建，这就是今天的般若寺庙址。

般若寺的修建，在孙氏《般若寺建筑始末碑记》中皆有记述。碑文有云：“哈尔滨极乐寺方丈倓虚法师来长春道尹署，与其昌协议建设般若寺。吉黑慈善联合会会长丁荫堂，以及居士张子清、马靖东、张耀伍、庄子孝、李鸿等，响应协助。” 两期寺院的兴工进行情况是：“进行越二年，长春佛教会成立，公推其昌为会长，陈玉山副之。又次年，蒋其三布施寺基一区。又其间，能和大师募得木材无算，遂计划施工。经营三年之久，大雄宝殿、天王殿、东西配殿次第落成。监工者陈耀亭、赵玉田、韩子琴、金芳圃也。如光、澍培两法师、田雨霖居士主持建筑。”这里所说的，都是前期原寺院建筑情形。关于其原寺拆迁情事，碑中亦有表露，“兹于适当大同大街之街，法当迁移”。有关现址建寺情况，碑文记载备至。云：“庙貌改建规模具整，延澍培法师为第二代方丈，爰将天王殿、配殿、学校、禅室、斋堂，从容兴造经营，丛林规制灿然。1936年，举行开光典礼，复请开山倓虚老法师及如光法师立坛传戒。维时钟鼓楼及佛殿卷棚当付阙，其昌曾与张公海鹏分别筹助经资，圆满善举。”此为般若寺建寺之全部经过。

有关撰书刻石事，碑文最后亦有记，“澍培方丈嘱记其始末，镌之于石，义不可辞，备书其事于右。”落款是：“勋一位民生部大臣孙其昌撰并书，‘康德’六年岁在己卯十二月”。“康德”六年，即1939年。

生活中时有这样的事情，居繁街闹市者往往不引起人们注目，置显而易见者常常不为人们所介意，一旦揭示出来便觉得鲜为人知了。为此，余撰写上述些字，也许会生出些思索来。如那样，也就是我的所想了。思之，此亦可谓长春《般若寺建筑始末碑记》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