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源:市地方志

　　关于长春文庙的修建年代,《长春厅志》、《吉林通志》、《长春县志》都有记述,但略有出入。《吉林通志》卷四十六:“长春府学在城东二道街路北,同治十一年,绅士朱琛等构建。大成殿三楹,东西庑各三楹,泮池、棂星门、斋舍、照壁如制,余未具。”《长春县志》卷五,全抄《吉林通志》,一字不易。《长春厅志》建置:“十年,设学官,并修文庙。”其中的“十年”,即同治十年,与前记相差一年。形成于光绪十八年二月的《吉林分巡道造送会典馆清册》是:“长春府儒学在府城东南隅,同治十一年,抚民厅通判率绅商捐建。”综合前述文献,可知长春文庙始建于同治十一年(1872年),不是上一年。《长春厅志》的记述有误。还有,《长春县志》卷五“长春重修文庙记”一文中说:“清同治癸酉,有薄侯者来官斯邑,始建置之,距今五十有二年矣。”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:“同治癸酉”即十二年(1873年),是算错了一年。至于那时的长春厅通判应为长青,实际也没有姓薄的人当过通判,这个说法与厅志相反——晚了一年。

　　在同治十一年修建长春文庙,首先与设置学官有关。虽然嘉庆五年已经设置了长春厅,理事通判和巡检已在当年到任,但并未委派学官。长春原属蒙地,绝大部分居民都是来自鲁直豫晋的流民,开垦荒地,建立家园,是垦民的第一要事。待到有成千上万农户能够定居耕种,开垦区的经济业已形成之后,才有塾师授业,学童读书,而后有科举活动,这才有设置学官的措置。修文庙,设学官,是同一年的事情,这与设治的嘉庆五年相比,已经晚了七十多年。按清朝的官制,长春厅应该有主管学务的官员——训导,但因初年没有文教与科举事务,所以训导一职虚悬多年。《吉林通志》卷四十七有“同治十一年,将军宗室奕榕设训导,创建衙署”的记载。但是,《吉林通志》、《长春县志》对于学官的记述,都有疏漏。例如首任训导是谁,就已失载。《吉林通志》卷六十七,在光绪九年栏内有“王迎寿……任年未详”字样;《长春县志》显然抄自省志,但竟直书“王迎寿光绪九年任训导”。实际上,就在县志卷六“聂丛氏节孝碑”的开头,王迎寿自述:“同治十三年,余秉铎是邑”。可见王并非首任,但同治十三年(1874年)即已到任。直到光绪十三年(1887年)解任,在长春任职十余年,这在当时的地方官中是极为罕见的。

　　在同治十一年修文庙,和长春附近的社会治安状况有关。约在此前的同治初年,东北的农民战争曾十分激烈。长春是吉林西部门户,又是三省南北的交通要道,所以每支农民军无不与长春相关。其中最重要的战役是同治四年八月十四日(1865年10月3日)开始的首次攻城。参战的有痦痣李(也写作“乌痣李”)、马傻子(马振隆)、许占一、王洛七等部约数千人。长春(宽城子)的城墙,就是在这次战役的间歇时间匆忙修成的。及至该年岁尾的十二月二十八日(1866年2月13日),各部农民军再次联合围攻长春城,翌日又复攻城都未攻克。同治五年正月初三(1866年2月17日),农民军再次兵临城下,适值盛京将军恩和率军到长春,农民军遂西撤远去。勿庸讳言,同治初年的农民战争,对长春经济社会有过极大的影响,尤其对东北的商业和手工业的打击很大。由于多达数千人的多支队伍来回游弋,许多城镇随之残破,主要的商路交通被阻断,长春到通江口和营口的交通陷于瘫痪。长春的油坊、烧锅、磨坊等作坊失去原料来源和销路,逐渐荒闭,市面日益萧条。长春在1865年秋修筑的长春城,耗尽了城里商民的财力物力。同治朝东北人民的抗清斗争,虽然曾经杀官劫狱,攻城略地,给大清帝国以沉重的打击,但终于销声匿迹。总的来说,看不出来推动经济发展,更多的是生产力遭到破坏。在这兵荒马乱民穷财尽的时候,当然官府不会想到设学官,官民上下也都顾不上修文庙。

　　长春文庙的建筑规模最大时,大体可分成中、东、西三个院落。中院是建筑群的核心部分,尤以大成殿为中心,包括棂星门、大成门和最北面的崇圣殿(祭祀孔子父母及五代先祖的地方),都在中轴线上。其次是东院,有亚圣殿(亦称“孟庙”,是祭祀孟子的地方)、文昌阁。西院是孔氏家庙(祭祀孔子后裔的地方)。《吉林通志》卷四十六:“长春府教授署在文庙西偏。同治十一年,将军宗室奕榕设训导,创建衙署,……明伦堂三楹、内宅三楹……。”笔者怀疑,这个“教授署”即后来的孔氏家庙。因为年代已久,调查不易,姑记于此,以便留给后来的研究者。

　　同治十一年修建的文庙,规模是很小的,仅限于后来全部庙宇中心的一部分,占地不到半公顷。文庙的朝向是略偏东南,而非正南。这是因为修庙时长春已有城墙,城内空地已不多,当然地基也是民间捐献的,并非最佳选择,所以位置、大小只能听其自然了。至于后来的规模,是经历了半个多世纪,多次增益的结果,并非一开始就形成的。

　　和长春文庙有关的第一号人物是朱琛。关于朱琛的资料,所见甚少,仅见于《长春县志》卷五人物条下“朱琛,字斗南,性慷慨,有智谋。清同治四年,马贼犯城,人心惶恐,琛挺身出,建计御贼,率众趋东门,登陴以守,卒以调度有方,城赖以保。嗣以守城功,叙奖五品衔布政司理问。”对于他防守长春城的事迹,在卷六“马傻子之乱”条下,有较为详细而且生动的记述,如他一人负责防守东南两门,在东门架设火炮,直到攻城者抵近才下令开炮轰击,以及密派营弁潜出敌后,猝夹击之使之溃退。尽管对于守城的记述甚多,但对捐建文庙则仅一句而已。总之,朱琛是当时本地颇有活动能力和影响的士绅,甚至盛京将军恩和在城外“檄调护勇助剿”,都写给朱琛等人,由此也可见一斑。遗憾的是,笔者所见资料太少,连生卒年也不清楚。另外还有两人与此有关。同在县志卷五中有“王振鹭,字序堂,……县中创修文庙,与有力焉。”还有“别英,字焕亭,……长邑创修文庙,筹款募捐,不遗余力,匡襄之功,当推第一。”这两人,尤其后者起过很大的作用,但似乎名气还不如朱琛。

　　长春文庙也像某些地方的文庙一样,是一个复合的建筑群。比如文昌宫,据说是祭祀“梓潼帝君”的地方。因为这位神仙“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”,所以宋代封为王,元代加封至帝君,事迹虽近于荒诞,但又始终被奉为神明。长春文庙的东院,也有文昌宫(也称“文昌阁”)。据《吉林通志》卷二十六:(长春)“文昌宫,在城内东南隅,正殿三楹,大门三楹,同治十二年建。”据此可知,文昌宫的修建,比文庙的主建筑晚一年。至于《长春县志》卷六“文昌阁,光绪二十年建楼,凡二层,前殿三楹,房三楹。”是指杨同桂在长春知府任内扩建的结果,原同治十二年修建的是平房。

　　杨同桂,字伯馨,直隶通州人,光绪二十年署长春知府,“捐廉俸修理文庙”。这就是在他的任内第一次修葺并扩建文昌阁。杨同桂在吉林任职多年,以廉洁勤政,以及因参与纂修《吉林通志》而知名。在历任长春的地方官中,其声望仅亚于李金镛。但是,对于杨同桂的任官年份,两级志书的记载又有不同,以致在其任内修缮文庙的时间也不无疑问。《吉林通志》卷六十七为光绪二十年署,后任为怀辅,二十二年署。据《长春县志》卷四则为光绪二十年任,后任为二十一年八月任。即杨的任期下限,两书有一年之差,而且署、任不一。这两级志书关于职官的记述相当混乱,既互不一致,又多讹误缺漏之处。对于某一记述的正误,也颇难判断,因此修缮文庙为光绪二十年,或二十一年,或二十二年,就都有可能,而不能确指。

　　和长春文庙有关的还有一座魁星楼。这座建筑物,原在关帝庙里。《吉林通志》卷二十六载:“长春府关帝庙,在城南门外……嘉庆二十一年建。”关帝庙的兴建,早于文庙56年,那时长春还未修城墙,是在1865年修城墙时,把它隔在城外的。长春关帝庙也是一个建筑群,比文庙的内容还要复杂,除大门、正殿、配殿、禅堂、钟楼之外,还有娘娘殿、老君堂、大仙阁、药王殿等等,还有魁星楼。与《吉林通志》不同的有《南关区地名志》,指出魁星楼建于同治元年(1862年),但不知何据。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二月,王昌炽(字古愚,湖北江夏人)任长春知府。这一年秋天,由他决定把魁星楼从关帝庙移建到文庙,为此他还写了一篇“移建魁星楼记”。他认为“旧有魁星楼丽于武庙中,位置既觉非宜,观瞻亦形不肃”,移建到合适的地方,就能够振兴长春的“文运”。据《南关区地名志》:“魁星楼是一座三层塔式建筑,高三丈,砖木结构楼阁……民国五年(1916年)雷击着火烧毁。”这个记述中的烧毁时间有误,实际为1917年7月12日晚7时,因雷击起火。当时虽有消防队与民间的“水会”,但终因使用人力水泵,无法扑救,以后再也没有重建。

　　1924年文庙进行过一次重修。这次重修,上距知府杨同桂任内的修葺,已经30年。对于砖木结构的建筑物来说,也确实到维修的年限了。当时吉长道尹驻长春,是长春县知事的上司。1922年出任道尹的孙其昌,就曾授意知事赵鹏第考虑修缮文庙。第二年,荣厚接任道尹,赵鹏第筹措部分公款并向各界募捐,从农历四月开工,到八月中秋完工并赶上了秋丁祀孔。《长春县志》卷五里说:“民国十三年,长春县知事赵鹏第,以文庙年久圮毁又重修之。其初建议者为孙其昌,督修者为荣厚,乃前后两道尹也。”就是指与1924年重修有关的三个地方官。这三个旧官僚,在东北沦陷之后,都向日本投降当了汉奸。这次重修,大体保持到长春解放,没有大的变化。从兴修文庙,即从1872年起,经历了清朝、民国和沦陷期间的伪满洲国,每年都照例举行春丁、秋丁和孔诞的祭祀,大体上没有中断过。

　　长春沦陷以后,成了伪满洲国的“国都”,爱新觉罗·溥仪当了“执政”。1934年3月1日,日本当局又让他当“满洲帝国皇帝”。这个傀儡,要在“登极”后的十几天,即1934年3月17日(民国二十三年甲戌二月初三日丁亥),亲自去长春文庙祭孔。日本当局自策划制造“满洲国”,即大肆鼓吹“王道乐土”,提倡尊孔,当然也赞成溥仪去祭祀。为此,日伪当局安排在这一天,关东军司令官和大汉奸们也都齐集文庙行礼,就是在这几天里,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件。据一位沦陷前后都在长春当邮递员的老人回忆(以下内容据他在1988年夏天的口述):当时长春文庙里有个“国乐社”(也叫“国乐队”),是由不到二十岁的学生组成的,平时学习演练,以备祭祀时奏乐。(笔者按:即文庙的专用乐队,在祭祀时演奏规定的乐章。当时凡有条件的地方,都用学生,即“孔门弟子”编练乐队,不用营业的鼓乐班子,以保持文庙的“圣洁”)其中有两个爱国少年,认为报国的时机已到,就在大成殿前埋下了半小缸黑色火药并引出导火索,准备到时一举全歼这群汉奸和敌酋。但是,因为事机不密,两名少年双双被日本宪兵队拘捕,并被残酷地刑讯折磨致死。日伪当局,对此大为震惊,遂封锁消息,取消原定的集会,假装镇静。在以后的几年里,溥仪也就从未去过长春文庙。由于日伪当局没有公开这个事件,更没有留下案卷,以致死难的两位少年的姓名,也随着埋没了,成为长春地方历史上的一件憾事。如果有人发现新的线索,提供更明白完整的资料,让活着的人有机会怀念为民族牺牲的人,实在是一件大好事。

　　解放以后,人民政府停止了文庙的祭祀活动,同时也未按文物建筑加以保护。解放初年还可保持原状,后来就逐渐受到临近单位的侵蚀。尤其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与“批孔”,使别有用心与贪图私利之徒,得以为所欲为,以致庙宇面目全非。这次重修,希望能够去掉历史遗留下来的封建与神秘色彩,还其本来面目。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,是值得永远崇敬的历史名人,是中华民族的骄傲。重修的文庙,应该有与时代相称的纪念活动、学习活动和文化活动,成为一个介绍传统民族文化精华的场地。

　　摘自《长春史话》 于泾著